华夷思想的中国的“华夷”观念

1. 华夷思想的中国的“华夷”观念

 华夷思想是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华夷”之说,滥觞于上古时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华夏，亦作“诸夏”，是汉族先民或中国的古称，率先进入农业文明的华夏族，在与周边处于游牧乃至狩猎文明的其他族群交往中,由于文明发达程度高于其他族群而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从而萌发了“华夷”分野的观念，认为自己生息繁衍的地区是世界的中心，自称为“中国”，而视周边流播迁徙,居处不定的其他族群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史书上所谓的“南夷北狄,往来不绝如线”，就是这种“华夷”分野观念的反映。实际上，早期华夏族是部分夷狄蛮戎等民族的融合体，因此所谓的华夷之别，其实并不仅仅是民族和地域的区别，更是一种文化上的高低之分。古代人常以“夏”与“蛮夷”，或“华”与“夷”的对称，即以文化和种族来作为区分尊卑贵贱的标准，从而形成华夏优于夷狄的观点。而事实上在古代东亚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中国作为唯一的文明中心，一个野蛮民族中国化的程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文明的程度，华夷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华夏族在与周边各族群的交往中,友好往来是主流,也难免对抗与碰撞。 秦汉王朝是“华夷秩序”的形成阶段。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帝国，他北击匈奴，筑长城以守之；南征北越,设郡县以治之；东临大海，遣使探访“蓬莱”；西和诸戎，消除后顾之忧；西南开五尺道，沟通对西南夷的交通。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但上述这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华夷秩序”的建立构筑了最初的框架和基础。中华古代文明在汉代出现了繁荣富强的第一个高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大力开展对外经营。汉朝随着陆海对外通道的开辟，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传播四方。影响所及,各国纷纷遣使来汉王朝“献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王朝将“华夷”观念作为对外交往的原则。以中国为核心，以“华夷秩序”为指导思想的东亚古代国际关系体系,在两汉王朝时期开始形成并初具规模。最初纳入这一体系的国家,有东北亚的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朝鲜半岛上的三韩诸国,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的一系列小国。隋唐王朝是“华夷秩序”的发展阶段。杨坚建立隋朝，使中国结吏了长期的战乱与分裂割据而重新统一,为唐代中国的再度繁荣富强创造了条件。李唐王朝建立之后，中华文明进入了辉煌璀璨的第二个历史高峰。大唐帝国是古代东亚乃至全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发达，国力最强盛的封建帝国。它对亚欧大陆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因此众多国家钦羡大唐的文明富强,纷纷遣使来朝，与唐朝进行政治交往、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加入“华夷秩序”体系。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在唐代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交往国家之多,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均是前代历朝所不能比拟的。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获得长足进步，大大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使“华夷秩序”不断向南方推进。唐代的对外交往继承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传统，重点仍然是经营西域。但当“华夷秩序”在盛唐时期向中亚和南亚推进之际，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势头正盛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称为大食）及其伊斯兰国际关系体系，在向东扩张时，与大唐帝国及其“华夷”体系发生交汇与冲突。公元751年,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卡·穆斯林率领的阿拉伯军和唐王朝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率领的唐军交兵，唐军战败，此后“华夷秩序”的发展方向逐步转向东方和南方。两宋王朝是“华夷秩序”的进一步充实阶段，两宋王朝在北方一直受到辽、金、西夏政权的威胁,始终处于守势。然而宋代经济、科技高度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南移。两宋对外关系向东、向南的发展是对唐代的继承和超越。由于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不断南侵,南渡偏安的南宋王朝，“一切倚办海船”,促进了海道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并带动了东南沿海港口的兴旺。对外交往也在东南方向得到扩展,使“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蒙元帝国疆域辽阔。盛极一时。他们一味穷兵黩武。征战杀伐,通过7次征伐朝鲜,两次渡海远征日本,派兵攻伐缅甸。但元朝的蒙古统治者虽然保留了“华夷秩序”的外表框架,但却未能真正领会这一体系的内涵真谛，严重背离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华夷秩序”。明王朝是“华夷秩序”的全盛阶段。明成祖朱棣也是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率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远洋舰队七次下西洋,历经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最远达到非洲东海岸,遍访亚非3个国家和地区。这一壮举扩大了大明帝国在海外的政治影响,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舰队所经之处,许多国家纷纷派遣贡使来朝大明帝国。大明帝国则按厚往薄来的原则厚赠来使,使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纷纷被吸引加入到“华夷秩序”中来，从而使东亚这一国际关系网络发展到空前规模。晚清“华夷秩序”的崩溃。满清时期，中国未能遵循以华为主的社会形态，汉人史无前例的遭受压迫，外族入主中原，刚步入文明社会的统治者愚昧无知，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满清统治者，背离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使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在自我封闭中日渐落后。而当时16世纪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崛起。17-19世纪,欧美各国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以西欧为中心，向全世界扩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在古代世界历史上延续2000年左右，曾经是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生命力最强的“华夷秩序”也逐渐衰败。19世纪末，风雨飘摇的满清帝国成为列强瓜分豆剖的对象，19世纪的最后一年，随着八国联军侵入满清首都北京及随后辛丑条约的签定，中国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总之，在这种以中华文化圈为基础形成的东亚世界体系之内，“其总的关系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后者。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完全由对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这个“华夷秩序”体系犹如一个原子，中国是原子核，周边各国是围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中国这个“原子核”的国力越强,对周边各国的吸引力越大。周边各国这些“电子”对中国的向心力也就越大。这一国际秩序随中原王朝盛衰变化，时而稳定，时而涣散，千百年来，这一观念虽屡受挑战,但在无形当中，它却逐渐积淀为一种十分沉重的心理，一直左右着统治者的外交政策。

2. 华夷思想的中国华夷思想和日本华夷思想的异同点

 一、日本华夷思想的核心内容与中国的华夷思想基本相同，在强调自己是“中华”的同时，以其它国家地区为“胡”“夷”等，如就有幕末儒者将西方也视为“夷狄”，说“今日之西洋，吞噬蚕食诸邦与豺狼同性，久蓄觊觎邪念之贼也。怀觊觎邪念之贼，即国家之大敌也。纵非夷狄，亦无宽恕之理。况乎纯然之夷狄，苟为大丈夫者，常怀敌忾之心，呼其名都恐有污口舌也”。二、日本的华夷思想与中国的华夷思想一样，也是以“礼”所指代的文明发展程度为“华”“夷”之辨的标准。而且，日本也强调“华”“夷”之间的差异不是“先天的”绝对的。太宰春台（1680-1747）主张““华”“夷”之别只在于是否遵从儒家之“礼”，“中华”与“夷狄”间没有绝对的区别。他曾说：“四夷之所以被称为夷狄，受中华贱视，无礼仪之故也。然若中华之人不知礼仪，则与夷狄同。反，四夷之人若知礼仪则与中华之人无异”。儒者伊藤东涯（1670-1738）认为，““中国，不过既开化之蛮夷”，“蛮者，未开化之中国也”，甚至提出了“圣人无华夷之辨。为华夷之辨者，后儒之偏见也”。 第一，日本的华夷思想是以中国与日本同为“中华”的多元世界秩序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因此日本的华夷思想比中国的华夷思想相对开放。华夷思想得以存续的基础是华夷秩序，中国的华夷思想，是建立在唯以中国为“中华”的华夷秩序基础之上的一元世界秩序观。中国以高势能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意识发达，直到近代初期，“天下”观念盛行，而包括政权、领土等构成要素的、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的观念却相对淡薄。“天下”是指天子统辖、支配的领域。在原始的自然认识的基础上，以文化优越意识为前提，“天下”是个外延无限扩大而又封闭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天下”包括了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统治天下的帝王被称为天子，天子既是“天下”政治上的统治者，也是道德教化者。“天下”依天子的直接支配所及与否以及“天子”仁德的感化所及与否划分尊卑、内外。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也沿用了这种思想，主要以儒家的“人伦”“礼乐”等文化概念来衡量判别与对方的远近、等差。因此，这种与“天下”观念相结合的华夷思想，“以德治为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前提，不具有对他者的认识框架，因为在理念上不存在不服从皇帝的德治的假设。因此，不存在内与外的区别，“国家观念淡薄”，所以也就没有‘外’交与国‘际’的观念”。日本的华夷秩序处于东亚社会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辐射或覆盖之下。因此日本的华夷秩序实际是同时以中国与日本为“中华”的多元中心的秩序体系。另外，日本较早地形成了较明确的“国家”意识14。因此日本的华夷思想，是与国家观念相结合的多元世界秩序观。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从其产生时起，就处于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周边，在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较早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政治单位，近世日本已经能够将西洋也作为与中国和日本并立的国家来把握，在与近代西方国家接触之后，就比较容易接受近代国家平等观念，对近代国际关系表现出比中国更强的适应性。第二，日本的华夷之辨具有多元基准。中国的华夷秩序观是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以孔子的礼乐为标准，是历史的浑厚赋予，而部分古学派学者以及国学者水户学者等日本中心主义者就试图以儒家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确定世界秩序体系，并使日本在其中居于最高位。诸如关于神国思想，日本主义等。第三，日本华夷思想的承载者主要是武士，其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军事性特点。因此，与中国文人士大夫所承载的华夷思想不同，日本的华夷思想对夷狄的应对方式较积极、主动。日本自从进入武家社会以来，尤其是到了近代，思想文化的承载者便主要是武士了。武士作为统治阶层很重视文化素质的修养，也具有一些文职官僚的性格特点。不过近世日本仍然是个重视兵学、崇尚武力的社会。原本以战斗为职责的武士，其特有的精神气质即被称为武士道的东西，即使在和平环境下，也仍然备受推崇，且渗透到了一般民众的思想中，成为日本国民性的一部分。武士道非常重视所谓的威严，即武士的威武、强有力，武士最基本的姿态是胜过他人换言之不落后他人”。而且武士不单单是对敌人，就是与一般的朋辈伙伴之间，也经常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较量的状态。武士所固有和持有的战斗者精神与华夷思想相结合，在对待夷狄的态度上，就表现出与中国明显不同的特点。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读书人、文职官僚所承载的华夷思想，就连与“夷狄”交战，并战而胜之这样的交往都尽量回避，而“本来是作为战斗者的武士所承载的华夷思想，对夷狄不仅仅是轻蔑，而且在意识上以夷狄为敌。甚至为了通过知夷或者进而通过将敌之武器、兵学为我所用，达到制夷的目的，会产生接近夷狄以探索其实情的积极志向”。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不同，日本武士把与“夷狄”的关系，也作为一种敌对关系来把握。既然是对手，那么自然就要考虑与之进行较量。于是，为战胜“夷狄”就要接近并了解“夷狄”甚至还引进“夷狄”的武器技术等。第四，日本大君外交体制的构筑方式是靠幕府的主动出击，千方百计地“招贤纳士”式地使周边一些弱小国家围拢在自己的周围，具有主动性。有学者分析提出，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一个是典型的“内核文化”。依该文明理论：因发展程度的不同,遂在地域上形成了文化的“内核”与“外缘”之分，进而形成了文明的强弱之别。强势文明是指那些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比较独立和自成体系的国家。往往是一个大文化圈的中心地而非辐射区,因其优秀的文明、渊博的文化和健全的体制而吸引着世界上其它的文明自愿向它学习,这就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和向往美丽而产生的文化圈，在东亚的儒教文化圈内,在近代以前,中国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即中国的华夷秩序是儒家文化从中原这一文化内核区源源不断地向外缘（如日本）辐射，促成了日本古代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形成，即靠中华的文化的博大和深邃，产生的周边地区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吸引力而使四方心悦诚服地主动靠拢来朝，这是华夷秩序形成的机制。相反，“外缘”这一特质就决定了日本文化的受容性。处在边缘地位的日本长时间被中华的强大的华夷秩序的磁场吸引着，决定了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没有能力形成自己的独特的秩序，即使在近代形成了大君外交体制，因为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是比较脆弱的，开动不了真正的“华夷秩序”之船，更扬不起“华夷秩序”之风帆，只能靠所谓的“威武”来装饰门面。但处于辐射区的边缘的日本自唐朝以来一直视中国为师,不断吸收中国先进的儒教文明和文化,并把它们作为道德标准、价值尺度和行为趋从,号称自己与中国“同文同种”。因而在日本一直到江户时代前朝,对中国文化的“敬畏”心态一直是传统日本的中国观的核心。但是,作为文化的日本人中国华夷观的内涵和形态,并不是由过去继承过来的一成不变的传统,它是本身具有内在活力和弹性的东西，因而决定了后来所建立的大君外交体制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靠主动出击争取，这就使得日本作为一种外缘受容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强大的吸收力与消化力，具备深厚、普遍的“受容文化心理”。可以说，日本自古以来始终目光炯炯注视着外部世界，面对新的文化浪潮袭来的时候,日本可以基于独立的地位,以最快的速度,迅速摆脱长期以来与中华文化体系进行比较和抗争的“情结”,总是适时把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大规模嫁接过去，加以学习、接纳和吸收，变成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断地推动日本历史的迅速发展，这也被解释成日本能够迅速成为亚洲唯一走上近代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日本在近世，逐渐形成了一种武力强势，即“威武”，出现了与中国的争夺，即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争夺，也是“内核文化”与“外缘文化”，进而“华夷秩序”和“大君外交体制”的特征。总之，日本的华夷思想及其“大君外交体制”具有一些不同于中国华夷思想及其“华夷秩序”的特点。因此，日本在与包括近代西方国家在内的“夷狄”接触时的态度。应对方式也与中国有所不同。特别是“西力东渐”以来，“对于西欧的冲击，士大夫与华夷秩序（指中国-笔者注）则认识不到这是拥有武器的西方各国的压力，敏锐地感到，而只认为是朝贡使来朝。武士阶级和大君外交体制（指日本-笔者注）则敏锐地感到，西欧的冲击乃是武器的压力，便回到军国主义的立场上，并着手探讨加强海防和制造‘兵器’之‘理’”。因此，日本能比中国更积极更主动地面对西方列强所带来的军事压力，近代以来对西洋文明的对应方式也更灵活、更有效。

3. 古代华夷观念的影响

古代华夷观念的影响如下：
1、古代中国人强调华夷之别，重夷夏之防，虽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华夷观念的消极因素也不容低估。反思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民族问题是中国古代社会从来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2、在以往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曾着意发掘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事实，在近几十年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几乎每朝每代都有关于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章节。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事情确曾发生过，而且其中还有一些千古佳话。
3、认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近代以前的人们，无论是古代的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是不知道民族之间应该公平相待的。所以，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敌对、仇视、战争和征服。

4、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是汉民族为主体的朝代，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期，民族之间不公平对待的事情都屡见不鲜。据《晋书·石勒载记》，西晋时期，并州饥乱，东瀛公司马驣竟使部将郭阳，贩卖与人为奴。西晋末年北方出现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无不以暴虐的手段对待汉人，如果没有冉闵起义，北方的汉人几被杀光。

4. 华夷观念是指什么?

　　古代东亚存在着华夷秩序圈,“华夷”是庞大的中央大国和拱卫在周边的蛮夷小国构成的一个自足空间.朝贡的宗主国与进贡国之间,各有各自的义务和职责.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华夷秩序圈的特点.我们从自己的研究目的出发,可以归结出它的两个特点.首先,华夷秩序圈内部呈“中心——边缘”的主从结构.维系华夷秩序的首先是朝贡贸易.朝贡的宗主国与进贡国之间,各有各自的义务和职责.朝贡,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下,绝不仅仅是“经济贸易”的等义词.它包含了礼仪、政治、社会交往、文化等各种各样的关系的复杂概念.就它的原意而言,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实质性的经济贸易关系其实是处在次要的地位[v].与东亚政治经济的朝贡格局相对应的是,古代东亚文化上亦呈现“内核——外缘”结构,两端处于恒常的共振与环流中.
  　　其次,除了内部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外,相对于外部遥远的蒙昧混沌世界而言,“华夷”构成一个有边界的自足空间.尽管这边界是模糊的,但它确实存在.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势力影响范围,是否服从中华的“王化”,是进入这个边界的标准.边界之外,之谓“化外”.我们也许可以说,华夷秩序圈的这种边界,就是构成近代“亚洲论述”的一个传统基础.“华夷”观念的本身,隐含着亚洲视角,“华夷”对举,整个亚洲（东亚）就是由“华”加“夷”构成.
  　　“华夷”之内的地域自成一个思考单位,这是有其文化意义的,邹衍的大九洲、《山海经》中的海外奇谈,都被理性地摒弃在“天下”之外,就因为它并不合与中国文化对世界秩序的安排——这种安排构成中国传统知识的基础支柱之一.所以,凡在“华夷”边界之外的,邹衍也好[vi]、《山海经》也好,不仅地理感上位处边缘,在传统知识体系中也被边缘化.古人绘制的天下地图常常用“华夷”这个词, 除此以外,也经常以“舆地”为名,后一词更明显地透露了这种边界感.葛兆光指出：“‘舆地’,顾名思义是舟车所至之处,从贾耽《上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表》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一语可以看出,那些当时不在交通范围中的地域,自然不属于‘天下’的范围.”[vii]可见,交通范围是判划的原初标准之一.当然,说起来古代中国人的足迹与目光还是曾经远届今天整个亚洲以远,但“华夷”圈仍然有相对稳固的边界.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郑和下西洋经过的南洋、西洋,并没有使那些国家持久地进入华夷秩序圈.
  　　说起华夷秩序圈的边界体会,日本反而比中国更刚性.这看似反常的现象仍可从“中心——边缘”的视角去分析.对中华而言,华夷秩序的原理之一就是凡欲沐王化则来者不拒.所以,西欧各国要求通商时,清朝把他们看成朝贡国；而日本本来就是华夷秩序的边缘国,所以当幕府末期,俄国和英国要求保持接触,开展贸易,幕府并不认为他们是慕日本的德化而来,没有按朝贡国对待之意,煞费苦心的把它们挡了回去.锁国的定制,就是“通信则限于朝鲜、琉球,贸易则限于中国、荷兰,其他一概拒绝”.信夫清三郎曾分析中日这种区别,认为与中国地处大陆,四周没有天然屏障；而日本是岛国,四面临海的地域差别有关[viii].这样,边缘的日本,比中央的中国,更为强调华夷秩序边界感.这也许是近代日本“亚洲空间意识”强于中国的一个远源.

5. 华夷思想的介绍

华夷思想是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华夷”之说，滥觞于上古时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华夷思想在秦汉形成，随着历史的变迁，演进成中国华夷思想和日本华夷思想。两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

6. 华夷观念是指什么??

分类:  资源共享 >> 文档/报告共享 
   解析: 
  
 古代东亚存在着华夷秩序圈，“华夷”是庞大的中央大国和拱卫在周边的蛮夷小国构成的一个自足空间。朝贡的宗主国与进贡国之间，各有各自的义务和职责。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华夷秩序圈的特点。我们从自己的研究目的出发，可以归结出它的两个特点。首先，华夷秩序圈内部呈“中心——边缘”的主从结构。维系华夷秩序的首先是朝贡贸易。朝贡的宗主国与进贡国之间，各有各自的义务和职责。朝贡，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下，绝不仅仅是“经济贸易”的等义词。它包含了礼仪、政治、社会交往、文化等各种各样的关系的复杂概念。就它的原意而言，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实质性的经济贸易关系其实是处在次要的地位[v]。与东亚政治经济的朝贡格局相对应的是，古代东亚文化上亦呈现“内核——外缘”结构，两端处于恒常的共振与环流中。
 
 其次，除了内部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外，相对于外部遥远的蒙昧混沌世界而言，“华夷”构成一个有边界的自足空间。尽管这边界是模糊的，但它确实存在。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势力影响范围，是否服从中华的“王化”，是进入这个边界的标准。边界之外，之谓“化外”。我们也许可以说，华夷秩序圈的这种边界，就是构成近代“亚洲论述”的一个传统基础。“华夷”观念的本身，隐含着亚洲视角，“华夷”对举，整个亚洲（东亚）就是由“华”加“夷”构成。
 
  “华夷”之内的地域自成一个思考单位，这是有其文化意义的，邹衍的大九洲、《山海经》中的海外奇谈，都被理性地摒弃在“天下”之外，就因为它并不合与中国文化对世界秩序的安排——这种安排构成中国传统知识的基础支柱之一。所以，凡在“华夷”边界之外的，邹衍也好[vi]、《山海经》也好，不仅地理感上位处边缘，在传统知识体系中也被边缘化。古人绘制的天下地图常常用“华夷”这个词， 除此以外，也经常以“舆地”为名，后一词更明显地透露了这种边界感。葛兆光指出：“‘舆地’，顾名思义是舟车所至之处，从贾耽《上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表》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一语可以看出，那些当时不在交通范围中的地域，自然不属于‘天下’的范围。”[vii]可见，交通范围是判划的原初标准之一。当然，说起来古代中国人的足迹与目光还是曾经远届今天整个亚洲以远，但“华夷”圈仍然有相对稳固的边界。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郑和下西洋经过的南洋、西洋，并没有使那些国家持久地进入华夷秩序圈。
 
  
 
  说起华夷秩序圈的边界体会，日本反而比中国更刚性。这看似反常的现象仍可从“中心——边缘”的视角去分析。对中华而言，华夷秩序的原理之一就是凡欲沐王化则来者不拒。所以，西欧各国要求通商时，清朝把他们看成朝贡国；而日本本来就是华夷秩序的边缘国，所以当幕府末期，俄国和英国要求保持接触，开展贸易，幕府并不认为他们是慕日本的德化而来，没有按朝贡国对待之意，煞费苦心的把它们挡了回去。锁国的定制，就是“通信则限于朝鲜、琉球，贸易则限于中国、荷兰，其他一概拒绝”。信夫清三郎曾分析中日这种区别，认为与中国地处大陆，四周没有天然屏障；而日本是岛国，四面临海的地域差别有关[viii]。这样，边缘的日本，比中央的中国，更为强调华夷秩序边界感。这也许是近代日本“亚洲空间意识”强于中国的一个远源。

7. 哪个朝代打破了传统王朝的夷夏观确立了中国为统一王朝的统称推动中华整体观念？

答案：明朝。
朱元璋后来北伐的口号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将元朝视为异于中华的“胡虏”，他的目标是恢复华夏正统。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的一系列政治举措也是以重新明确“夷夏之防”为目标。然而，在元末，社会心态并没有对元廷如此敌视，因为当时汉族地区的“胡化”其实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 
自北宋灭亡后，中国北方地区曾被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统治。金朝推行强制同化政策，造成了北方汉人的第一次“胡化”。蒙古灭亡金朝后，虽然没有推行强制同化，但北方汉人又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以蒙古族影响为主的第二次“胡化”。
因此，相较于南方，北方的“夷夏意识”更为淡漠，当元朝南下灭亡南宋时，北方士人为元朝起草的檄文里甚至已经认为元朝为华夏，南宋反而成了夷狄，“先谓吊民而伐罪，盖将用夏而变夷”，将元朝南下灭亡南宋视为“用夏变夷”的正义行动。明朝建立后，明廷在“恢复华夏衣冠”的过程中，甚至不得不对北方进行特别关注。
因为北方已经深受同化，对明廷刻意强调的“夷夏之防”几乎已经毫无概念了。 南方由于处于南宋统治下，因此基本没有受到以金朝为代表的第一次“胡化”影响；元朝统一全国后，奉行“因俗而治”，也并没有强行对南方进行同化。

夷夏观念：
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夷，原指周边少数民族，后泛指外族或外国；这有尊中国贬外国之意。夏，华夏，指中国。汉武帝建立汉文化圈后，其他民族都向汉族学习，（包括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明灭亡后崇祯这个年号在朝鲜还用了好几百年，可见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多大）。
华夷之辨往往被理解为汉族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种族和国家则较落后，是蛮族、化外之民。中国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关系，其首领最多只能称为王。

8. 关于华夷之辨